12月17日晚间，杭州银行（600926）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治理结构调整与高管变动的法律性公告。

公告显示，杭州银行监事会于当日收到监事长、职工监事王立雄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岗位调整原因，王立雄申请辞去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长、职工监事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

监事会对其任职期间在推动监督体系化建设、强化财务风险管控及内控等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切实发挥了监事会的制衡作用。

与此同时，公司持股16.59%的股东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董事会提出临时提案，提议在该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这一动作意味着，杭州银行正拟通过修订《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治理程序，对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进行重构。

王立雄回归业务前线

辞去监事长职务后，王立雄并未离开核心管理层，而是重回高级管理人员序列。杭州银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显示，公司决定聘任王立雄为副行长。

出生于1972年11月的王立雄，拥有项目管理硕士学位及高级经济师职称，是深耕杭银系统多年的资深干将。他从保俶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起步，历任总行公司业务部、信贷管理部、授信审批部（主持工作）等核心业务部门副总经理，随后执掌萧山支行，并担任过公司业务总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等要职。

在2013年9月获批担任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后，王立雄于2017年11月首次进入总行高管层担任副行长。

2023年7月，他转任监事长，在监督岗上度过了两年时光。

此次辞任监事长并重回副行长岗位，标志着这位熟悉全行各条线业务的“老将”重新回归业务执行一线。

从薪酬数据看，王立雄在监事长任内的报酬维持在较高水平，2023年和2024年的税前报酬总额分别为249.4万元和249万元。而在此前担任副行长期间，其年薪曾一度触及273.2万元。

此外，截至目前，他持有杭州银行71.7万股股份，持股市值已超1100万元。

行长之位“开天窗”8个月：消失的致谢与超期的代理

在王立雄回归高管层、副行长数量增至7人的背后，杭州银行实际上正面临着一个长期未决的难题：行长之位已空悬8个月之久。自2025年4月2日原行长虞利明因个人原因辞职以来，杭州银行始终未能公告新任行长人选。

虞利明的离职当时在业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该行当时的公告中，董事会并未遵循常规惯例对离任行长致谢，仅强调公司经营质效良好、该事项不会对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冷处理的方式，结合媒体关于虞利明可能涉及早年信托业务问题的报道，使得这起人事变动显得极不寻常。

行长缺位期间，现任董事长宋剑斌代为履行行长职责。简历显示，宋剑斌出生于1971年，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副行长及首席风险官等职务。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董事长代为履职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6个月，杭州银行目前的代履职状态显然已超期。

在此权力中心空档期，杭州银行内部展开了一场涉及多个核心部门和重要分行的人事“换防”。

在关键的一线分行层面，原环北支行行长邱曙宏被委以重任，调任深圳分行行长；邱曙宏此前历任萧山支行党总支书记、宁波分行行长助理及副行长，拥有丰富的基层与区域管理经验。

与此同时，原深圳分行行长顾金龙则北上接掌北京分行。而在环北支行留下的空缺，则由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副总经理戴黎填补，戴黎此前还曾担任过总行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

此外，南京分行与科创金融事业总部之间也完成了关键的高管对调：南京分行原副行长郑宣东转任科创金融事业总部副总经理，接替其南京分行副行长职务的则是科创金融事业总部原总经理助理章科柯。

与此同时，总行多个关键职能部门也迎来了新鲜血液。嘉兴分行原副行长郑冠群被调回总行，出任消费者权益保护部副总经理；他此前在上海分行担任行长助理及副行长。在微观经营层面，原江城支行行长蒋超琼调任总行审计部副总经理，由总行中小筹建办副主任张瑛接掌江城支行。此外，总行信用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戴斌也拟任上海分行副行长。

旧账被引爆？虞利明辞职背后的“个人原因”

虞利明以“个人原因”突然辞去杭州银行行长职务，这一变动背后，其过往任职留下的旧账争议再度被引爆。

在2022年底受聘为杭州银行行长之前，虞利明曾在这家城商行大股东杭州金投旗下的杭州工商信托执掌帅印长达9年之久。

从2014年10月起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直到2023年5月正式离任，虞利明的职业生涯深度绑定了这家曾被视为“房地产投行”的信托机构。

在他的任期内，杭州工商信托表现出了对房地产融资近乎孤注一掷的依赖：数据记录显示，2019年该公司受托资产中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占比曾攀升至不可思议的75.98%。即便在2022年地产调控进入深水区后，其比例仍维持在40%左右的行业高位。这种极度集中的资产投向，随着地产周期的剧烈逆转，最终演变为一连串无法逃避的“地雷阵”。

从2020年到2023年，杭州工商信托的不良率经历了令人心惊的跳跃，从13.85%一路飙升至惊人的52.77%。

更具指标意义的是，在虞利明离任前后的三个财务年度里，公司的盈利能力彻底崩塌——2022年、2023年及2024年，杭州工商信托分别录得2.2亿元、2.1亿元及6.3亿元的巨额亏损。

相关披露进一步还原了这些亏损背后的具体触雷细节。近年来，杭州工商信托在近十个信托投资项目中的合作方接连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这份“失信名单”几乎囊括了地产黄金时代所有失速的巨头，包括蓝光发展、恒大地产、融创中国以及宋都股份等。

其中，“天洋燕郊创新中心项目”成为虞利明踩雷往事中的典型案例：该项目在2020年4月便爆出违约，融资方三河东胜在归还12亿元本金后陷入停滞，剩余22亿元资金至今仍处于违约状态。这种系统性的风险爆发，让虞利明的职位转换在市场眼中多了一层异样的色彩。2022年底，正值信托风险集中爆发的前夕，虞利明完成了从信托董事长到银行行长的身份“跳码”。

市场有观点认为，这种“转场”实质上是在危机全面见底前的一场金蝉脱壳，将一堆尚未出清甚至仍在发酵的坏账包袱留给了继任者。

随着2025年4月虞利明因“个人原因”突然辞职，其在杭州工商信托任职期间是否存在违规业务、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深层问题，再次成为了笼罩在杭州银行治理结构上方的阴影。

增利不增收，低分红策略被质疑

步入2025年，杭州银行账面两位数的盈利增速，终究难掩收入动能的枯竭。2025年三季报数据显示，该行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88.8亿元，同比仅微增1.4%；归母净利润却达158.9亿元，同比大涨14.5%。若聚焦第三季度单季，这种背离更显刺眼：当季营业收入87.9亿元，同比下滑4%，净利润却逆势增长9%，“增利不增收”的特征已十分突出。

随着这一趋势延续，2025年前三季度，杭州银行净利率直接飙升至55%，这一数据不仅令人咋舌，更在上市银行中形成显著断层，成为独树一帜的“畸高孤例”。

横向对比行业数据可见，其优势异常突出：国有大行中，净利率最高的建行为45%，工行、农行分别为42.5%、40.4%，邮储银行仅29%；股份制银行里，招行以45.6%的净利率领跑，兴业银行为39.3%，同处江浙地区的浙商银行仅24.8%；即便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商行同行，苏州银行以49.08%的净利率居首，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则分别为47.47%、43.9%、43.25%，均未突破50%大关。杭州银行55%的净利率远超行业均值。

在银行业普遍面临净息差收窄、增长承压的行业背景下，杭州银行的财务逻辑显得尤为反常。深入拆解财报可见，其利润的超常规释放并非源于业务增量，而是依赖经营支出的剧烈收缩。

数据显示，该行当期营业支出同比下降13.5%，其中核心变量是信用减值损失——该项支出从上年同期的45.8亿元骤降至28.2亿元，降幅高达38.5%。这一“砍拨备换利润”的操作，正是其净利率“傲视群雄”的核心秘密。

从风险抵补能力的纵向维度看，杭州银行正主动进行一场明确的“拨备释放”操作，其拨备覆盖率已从2021年末567.71%的峰值，震荡下行至2025年三季度的513.64%，这一变化的核心逻辑，是利用历史积累的拨备空间调节盈利。

即便经过持续释放，513.64%的拨备覆盖率仍远超监管红线及行业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杭州银行多年来积攒的风险“缓冲垫”足够厚实，也为其提供了充足的业绩调节空间。

在营收增长承压的背景下，通过释放冗余拨备平滑利润、维系账面盈利体面，是其选择的财务管理路径——这种操作符合会计准则，属于合规的财务管理手段，但也直白反映出其核心业务内生增长动力的不足：当营收扩张陷入停滞，只能依赖存量拨备资源而非业务增量来支撑盈利增长，本质是盈利质量不够扎实的体现。

业绩增长的“虚火”之外，投资者对分红政策的质疑也持续升温。

在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有投资者直指杭州银行分红率低于成都银行等同梯队银行，导致公司业绩未获市场充分认可，股价与成长性严重错配。

数据对比更能佐证这种不满：2021年至2024年，杭州银行分红比例长期徘徊在20.31%至24.47%，而成都银行同期分红比例稳定在29.06%至30.04%的高位；2025年中期，杭州银行现金分红率23.62%，与同行差距明显。

面对投资者的“逼问”，董事长宋剑斌的回应颇具防御色彩。他强调，分红的可持续性依赖盈利的持续增长，“盈利不增长，分红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并以“2024年净利润较上市当年增长3.2倍、分红总额增长4.4倍”的数据，证明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

但在营收增长停滞、核心资产规模收缩的背景下，杭州银行坚持低分红策略，更像是为应对核心一级资本留存压力而采取的防御性准备。

来源：财中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