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锦州银行官网一则重磅公告，为这家走过28年风雨的区域性银行画上了阶段性句点——经监管批准，中国工商银行（601398）将正式收购承接锦州银行全部相关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双方已签署《收购承接协议》。

公告明确，锦州银行依法合规开展的商业银行业务及对应资产负债将由工商银行全面受让，原客户可通过原有线上、线下渠道正常办理业务，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影响。在IT系统迁移等相关准备工作推进期间，工商银行与锦州银行将共同维护客户及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确保业务连续性。

早在2025年9月26日上午，锦州银行在辽宁省锦州市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及代理人，代表了该行98.91%的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全票审议通过《关于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整合的议案》，正式同意与工商银行开展收购承接交易，为这场历时六年的风险处置画上了关键句号。

从区域标杆到危机爆发

回溯锦州银行的发展轨迹，曾不乏高光时刻。1997年1月，其前身“锦州城市合作银行”由当地城市信用社整合组建，总部扎根辽宁锦州；1998年10月更名为“锦州市商业银行”，2008年4月正式定名“锦州银行”，顺利完成从地方信用社到区域性城商行的转型。

发展初期，该行聚焦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2005年开通国际业务，2007年启动上市筹备，2010年获准筹建北京分行，成为全国首家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的地级城商行，在区域银行业中逐步崭露头角。

2015年12月7日，锦州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为00416，正是锦州市的电话区号。此次IPO发行13.2亿股募资约60亿港元，一举成为辽西首家港股上市金融企业、东北第三家上市城商行。

上市后的几年，锦州银行步入快速增长期：2015年净利润达49.1亿元，较上年激增131.2%；2017年获批大额存单发行资质，2018年推出净值型理财产品，资产规模峰值一度攀升至8265亿元，成为区域金融市场的标杆性机构。

据锦州银行公开财报数据显示，2013-2017年该行经历显著扩张期。期间营业收入实现3.8倍增长，净利润规模从2013年的13.6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90.9亿元，累计增幅达5.7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超46%，远超同期银行业平均水平。

2018年中期，其资产质量表现仍优于行业基准——不良贷款率仅1.26%，低于同期四大行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高达242.10%，远高于监管要求。

然而，盛极而衰的转折在2019年悄然到来。当年，该行先后两次延缓发布2018年及2019年中期财报，引发市场高度警惕。同年5月30日，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宣布辞任审计师，再次引发投资者对公司治理及财务真实性怀疑。

2019年8月31日披露的财报证实市场担忧——2018年全年资产减值损失高达236.8亿元，导致当年巨亏45.4亿元；2019年上半年继续计提127.7亿元减值损失，亏损达8.7亿元。

资产质量方面，至2019年6月末，锦州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激增至近300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110亿元，不良率攀升至6.88%，较2018年末上升1.89个百分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关注类贷款余额高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比例达21.6%，潜在风险持续积累。贷款劣变趋势明显，不良贷款生成速度已远超处置能力，系统性风险压力陡增。

而这一切的背后，与执掌锦州银行17年的前董事长张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位曾经的银行“掌舵人”，最终沦为风险的“始作俑者”，早年推动银行崛起的荣光，终究被其权力失控后的贪腐与滥权彻底消解。

前董事长张伟的失控之路

张伟出生于1958年，辽宁辽阳籍，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其职场生涯始于1973年，早年曾任职于锦州铁路局、锦州市凌河区政府办公室等单位，1991年正式进入金融领域，担任锦州市凌云城市信用社主任，自此与地方金融机构结下不解之缘。1993年，他升任锦州城市信用联社副主任；1997年锦州银行成立后，先后出任副行长、行长；2002年起担任董事长，且在1998年至2012年期间身兼行长一职，形成“两长合一”的集权格局，手握该行核心权力长达17年。

任职初期，张伟确实主导了锦州银行的关键转型，推动银行从城市信用社向区域性城商行跨越，助力其2010年落地北京分行、2015年实现港股上市。

但随着权力日益集中，张伟的个人私欲逐渐凌驾于银行治理与监管规则之上。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披露的信息显示，张伟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4亿元。这些违法所得包括1.8亿元的锦州银行股份代持资金，以及价值6480万元的北京海淀区万柳书院豪宅。

更严重的是，作为国有参股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张伟的滥用职权直接导致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成为锦州银行2019年风险爆发的核心诱因。

2017年，他主导的“灵璧石虚假融资案”堪称典型。

张伟授意下属锦银金融租赁公司，将苏州静思园公司4块实际价值仅1120万元的灵璧石，通过虚假评估抬高至11.1亿元，以“售后回租”的名义违规发放8亿元贷款。2019年贷款到期后，借款企业无力偿还，张伟又指示银行发放8亿元新贷“填坑”，最终导致16亿元资金形成风险敞口。此外，他还通过关联放贷向宝塔石化、华泰汽车等问题企业输送大额资金，同时推行“常春藤债”模式，以“借新还旧”的方式掩盖不良贷款真相，让银行的风险在不知不觉中不断累积。

2019年也成为了张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在锦州银行危机爆发后，张伟的末日也随之来临。

2019年7月，他在与锦州市政府官员一同赴北京商谈京东入股事宜期间，借“赴香港看病”之名试图搭乘航班逃往美国，不料因飞机晚点半小时，在跑道滑行阶段被机场公安拦截，随后被采取边控措施。

这一年11月15日，锦州银行重组后的首次董事会上，已身患胃癌多年的张伟坐着轮椅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随后卸下董事长职务；12月19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61岁。

尽管张伟已离世，相关追责工作并未终止。2021年9月，锦州市监察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2022年5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没收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其下属在灵璧石骗贷案中也难逃追责，锦银金融租赁原副总裁王力、业务三部负责人李晗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和6年6个月，相关违法所得均被依法追缴。

工行首吞城商行的处置与整合

在锦州银行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资产质量崩塌、市场信任流失的危急时刻，监管层与金融机构迅速联动介入，一场系统性风险化解战役正式打响。

央行、原银保监会第一时间联合辽宁省政府启动处置工作，组建省级专项小组统筹资产清收与多方协调，央行通过再贷款工具提供流动性支持，存款保险基金同步介入缓释风险。

2019年12月，工行系高管魏学坤、郭文峰分别出任锦州银行董事长与行长，凭借国有大行成熟的风控经验重构银行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全资子公司工银投资联合信达投资、长城资产，受让锦州银行存量内资股，其中工银投资持股10.82%成为核心战略投资者，三家机构合计注入超50亿元资本金，还专门派驻团队拆解原管理层“内部人控制”的遗留问题，叫停“借新还旧”等违规操作，为银行筑起关键的“止血”防线。

进入2020年，风险处置重心转向“刮骨疗毒”式的资产修复。当年7月，锦州银行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资产处置方案，将账面原值1500亿元的不良债权以3折左右的价格，转让给央行旗下风险处置平台成方汇达，彻底剥离了历史遗留的高风险资产。

处置完成后，该行不良贷款率从6.88%骤降至1.95%，拨备覆盖率提升至227.94%，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改善。

同年，成方汇达与辽宁省财政厅全资子公司辽宁金控，以每股1.95元的价格现金认购62亿股新内资股，募集资金120.9亿元，其中成方汇达持股37.69%成为第一大股东，辽宁金控持股6.65%为第二大股东，锦州银行国有股占比超56%，资本充足率也从8.09%提升至12.56%，既满足了监管要求，也形成了有效的风险缓冲垫。

同步推出的还有750亿元债务重组方案——锦州银行认购辽宁金控与存保基金旗下合伙企业发行的15年期定向债务工具，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降低短期偿债压力，该工具的本息由地方国资与存保基金联合兜底，进一步稳固了银行的财务状况。

2023年1月，因重大重组事项，锦州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停牌，为后续的整合工作扫清了股权障碍。

2024年1月，辽宁金控提出全面现金要约，H股要约价为1.38港元/股，截至退市前，H股有效接纳率达99.93%；4月15日，锦州银行正式从香港联交所退市，成为内地首家港股退市银行，彻底解决了股权分散的问题，为最终的收购承接铺平了道路。

历经五年的持续修复与整合，10月26日，《收购承接协议》正式签署，工商银行明确将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IT系统对接；原锦州银行的对公、零售、国际业务均将完整纳入工行体系，京津冀、东北区域的网点也将全面融入工商银行的全国服务网络，实现平稳过渡。

在国内银行业改革进程中，城商行间的合并整合其实并不罕见。

从早年徽商银行整合安徽省内6家城商行与7家信用社，到近年山西银行“五合一”、四川银行整合两家高风险城商行，区域内城商行通过合并优化资源配置，已成为行业常态。

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直接吸收合并城商行，此次工商银行全面承接锦州银行尚属首例，这一突破打破了此前城商行整合多局限于区域内或地方国资主导的传统模式。

从处置路径来看，这一模式与蒙商银行承接包商银行的案例具有相似性——2020年包商银行风险处置中，由新设的蒙商银行承接其核心资产、负债与业务，原包商银行法人主体逐步退出市场；此次工商银行同样全面受让锦州银行的资产、负债、网点及人员，原锦州银行的核心经营功能已完全转移至工行体系内。

参照包商银行后续进入破产清算的轨迹，预计锦州银行在核心资产、业务与人员全部移交后，原有法人主体或将逐步沦为“空壳”，后续大概率将按照市场化程序进入破产清算阶段，彻底完成风险出清，为这场历时六年的金融风险处置画上圆满句号。

来源：财中社